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日漸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隨著歐美各國救市方案的出臺,中國也于十一月初推出高達四萬億元人民幣的巨額拉動內需方案。

中國救市方案的出臺,吸引海內外廣泛關注,也引發眾多評論。整體看來,除了對中國救市決心表示讚賞的輿論之外,關注集中於兩個層面:一是針對這一巨額救市方案的技術可行性所提出的疑點:如四萬億的龐大投資從哪裡來?四萬億方案宣稱是一個兩年方案,那麼兩年應該完成的投資是否已經包含了當年度的財政正常支出?第二是對這一方案所可能帶來的效益的懷疑。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已經深度融入世界體系,中國國內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市場主導的經濟。但是不容否認,中國政府仍然主宰著中國經濟的命脈,中國經濟投資比重中非國有資金的比例仍然微弱。這一事實意味著任何國家主導的投資計畫都將遇到層層官員從中截流,以致大量的投資無法達致相應的效果。

不過,眾多的評論也注意到一個淺近的事實,無論中國救市方案能否真正落實,無論此方案效益如何有限,中國政府宣佈調用如此巨大數額救市,意味著危機對中國的影響非同小可。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影響巨大,表明中國經濟捲入世界的程度至深,也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在中國突飛猛進的發展。

這一觀察提出了市場與國家此消彼長的問題,進一步追問,也提出了中國式全能國家如何向後全能國家過渡的問題。所謂全能國家,也可稱之為極權主義國家,這一制度的一個根本特點即是國家將控制社會生活的全部作為自己存在的主旨。因而,也有學者將這種政治制度形態稱之為全控型國家。共產主義制度是典型的極權主義制度,因而,也就意味著,一旦共產主義作為制度登上了某一個國家的歷史舞臺,其全部目的就是將社會與人生的一切統統納入自己的運行軌道。

一般說來,中國自改革開放到今天經濟崛起的歷程乃是全控型國家漸漸從經濟、社會領域退出的過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村的非集體化,鄉鎮企業的湧現,城市工商企業的資產改造,中央政府實行的分權讓利等等措施均應看作是這一過程的重要內容。不過,仔細觀察國家退出的這一過程,似乎也存在另一條不太明顯的線索。即國家的退出的同時也為國家繼續控制社會保留了通道。

迄今為止,中國改革在經濟領域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在政治領域一直徘徊不前。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曾經提出過的政治改革無法兌現。對於目前中國政治經濟不同步的狀況,有輿論稱之為中國特色,甚至界定為《中國模式》以同古典的民主政體加資本主義的西方模式相抗衡。

不過,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並非國家退出、市場推進的自然過程。中國的市場早已被長期共產主義極權體制消滅了。八十年代之後的中國需要重新引進市場,也就是說改革過程本身就是政府再造市場的過程。國家或政府在這一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國家一方面再造和發展市場,一方面也為控制市場留下預設。目前的中國不僅大型企業全由國家掌控,民營企業也必須仰仗國家的支持。本世紀初以來,中國經濟貿易在世界上獲得重大突破,無論是對外大宗出口,佔領世界市場份額,還是在海外尋求資源,並購國外企業均同中國政府有著直接的聯繫。中國今天的現實是:在中國本土,國家全控型體制仍然牢牢控制著經濟;而在海外,全控型體制也一直沒有停止控制或者企圖控制其觸角所到之處。也就是說,即使經過三十年改革,中國式全控型體制仍然遵循著極權主義控制一切的邏輯。

不過,中國畢竟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與中國的關係也今非昔比。全控型體制即使有昔日控制一切的雄心,卻不一定有控制一切的能力。全控型體制放出來的市場本身也具有自由發展,無孔不入的本性,一旦壯大成熟就必然同全控型政治制度發生衝突。一直到目前為止,政治專制與自由市場在中國基本相安無事,但是,此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出現,卻體現出市場難以控制的特點,尤其是這一市場已不再是中國一國範圍之內的市場。中國此次出臺巨額救市方案展現的是中國政府大力干預市場的決心,但是,同傳統的政治幹預不同的是,任何對市場的有效干預必須遵照市場本身的運行規則。而依照市場規則干預是否本身就意味著全控型體制面對市場不得不低頭的現實呢?
換句話說,救市方案的推出是否意味著國家與市場關係發生根本轉變的開端呢?

本文引自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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