Ｇ.Ｉ.Ｓ.Ｔ.

在前一篇文章中，探討了活路外交的核心漏洞。在本篇文章中，則希望抹去光鮮亮麗的政績宣傳，試著揣摩活路外交表面下的兩岸大整合究竟是什麼樣子。

與中國合作-不可不為

    如果台灣想走入國際社會、並且維持目前的生活水準，那麼與中國的合作乃是無可避免。當兩岸繼續惡鬥、局勢持續不明朗時，任何一個企業主不會將資金、據點放 在一個在可預見未來會發生戰爭的地區。台灣的企業主心態認為將資金投入研發無法保障短期獲利、另一方面也缺乏龐大資金來支持持續的研發工作。當國際資金對 投資台灣有相當程度的顧慮時，台灣的生活水準便難以提升。而生活水準是目前絕大多數台灣人對政府的第一要求，在民主代議制下、違背主流民意的政黨可說是自 找死路。因此，共識有二：台灣要真正走入國際便不可能不與中國靠攏；與中國靠攏是當前政府不可不為。

當前內閣施政缺乏前瞻性

    然 而，主流民意通常短視近利在人類歷史中屢見不鮮。一個有能的政府不應過度遵從民意、認為民意所指便是國家所向、政府應該謙卑的像個公僕。如此一來，國家長 遠發展大方向何在？政府如何確保今日讓民調升高的政績在將來不會為禍甚深？要是不懂得在滿足民意同時，使台灣獲益最大、損害最小、那麼要政府何用呢？過於 依據短期數字施政是當前學者內閣的重大問題之一。

與台灣合作-不可不為

    在 歷史上，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到達一定程度時，往往爆發農民「起義」。對中國政府來說，當經濟成長難以支撐日漸擴大的社會矛盾時，社會就相當容易動亂、何況 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已是數千年來最大。在此種情況下，北京當局就需要一些具體的精神成果來說服國人應該繼續忍受中國的巨大不平等、因為當一個中國人是驕傲 的、任何造成中國退步動亂的行動都是有罪的。所以該政府不惜鉅資將人送上太空、血本無歸的舉辦北京奧運，這些精神成果豐富到了使人民相信政府對暴動的屠戮 是正義、社會巨大不公的存在是可接受的。兩岸統一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個更彰顯祖國偉大的精神成果。因此，北京當局自然樂於與台灣談判，上兵伐謀、不出兵而能 統一兩岸更顯得中央政府的英明，此舉當有助其維持統治正當性。

方向無疑！問題在於用人與進程

對雙方政府來說，談判、整合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有助於延續其統治。於是，兩岸之間終於出現不得不談的動機。談判時通常要依賴下列準則：(1)隱藏自身底線；(2)探知對方底線；(3)忍 耐。然而，從國共論壇到江陳會、本該是劍拔弩張的談判場合，卻盡是一片和諧氣氛。再者，關於談判代表方面、政府不使用體制內的專業談判人才，反而選了私人 利益跟中國糾纏不清的江炳坤。談判事宜的決定不在總統府內、反而像是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並非黨國大老的外交部長、陸委會主委變成決策外的橡皮圖章。在 此，筆者實在看不出、從國家利益出發有什麼非任用江炳坤不可的理由。面對國內各方的質疑，當前政府的態度卻又不謙卑得像個公僕。值此時，整合的必要性、正 當性都已具備，但是當前政府在執行此一整合方面卻令人有頗多疑慮。如果談判變得像在投降，那麼不論當前政府從中國為台灣爭取多少好處、實在都不值得誇耀。

執行帶來的他國疑慮-台灣正孤立自身

台灣DRAM產業近一年來因為金融風暴而受創甚深，幾家體質不良的公司紛紛面臨倒閉。台灣政府值此機會整併原本就體質不佳、缺乏關鍵技術的DRAM產業、並藉此與日商爾必達取得DRAM關鍵技術，成立台灣記憶體公司(TMC)。DRAM產業與面板業是吸收絕大多數台灣理工科畢業人才的產業。該產業萎縮的結果就是造成理工科畢業生大量失業、同時也波及週邊產業。金融風暴以來的「一業無薪、百業蕭條」是對這種現象最直接的寫照。此一危機本為延續台灣DRAM產業競爭力的轉機，最後卻因為日本政府對於關鍵技術可能藉此洩漏到中國、阻擋了爾必達對TMC的技術轉移。TMC的存在因此變得可有可無、台灣喪失了確立DRAM產業競爭力的機會。試問，若非當前政府自上任以來便對中國過快釋出過度善意、怎會導致美日兩國開始管制對台技術輸出？

台灣人民的共業，中國—台灣的國際與國際的台灣

自 二戰以來，台灣每波經濟榮景、從工業化到電子相關產業所創造的第二次經濟奇蹟、無非不是靠美國將技術轉移給台灣，促成產業升級。向中國的過度靠攏不但使得 台灣失去傳統盟友的私下支持、也使得那些國家限制對台灣的重要零組件出口、最終使得台灣產業向更高技術的升級困難重重。此窘境下，台灣產業便會對中國資 金、技術形成更深依賴。馬總統受媒體專訪時雖然再三強調與中國的合作只是國家關係的正常化、原則上台灣走向國際的方向不變；然而，此過程中卻太快表達了太多國際 政治現實難以出現的善意。馬總統強調走入國際、殊不知當前的作法使得台灣陷入只有中國的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