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提哈‧達茲埃內(中東專家,巴黎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20世紀90年代,阿拉伯半島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例如1991年科威特戰爭
和低油價政策(直到1998年初每桶石油的價格才上升到11至13美元),導致經
濟進入嚴峻時期。這些事件激起了阿拉伯半島各國政權和社會的集體意識覺醒
。因為對兩者來說,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這些福利國家通過石油收入再分配
來購買社會和平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石油收入強化食利政權的專制主義

     自從阿拉伯半島的部落領地變成世襲王朝之後,它們的社會契約一直沒有
發生任何改變。因此,這些社會如何成功地迫使本國的統治王朝重新談判它們
的社會契約呢?在過去的10年裡,阿拉伯半島的君主國取得了不同的進步。各
個統治家族重新進行了權力談判,以便整合當地的菁英。這些菁英曾經被排除
在政治之外,而現在卻傾向於利用自己的力量提出新的經濟政策意見。

     20世紀初,阿拉伯的領土變成了主權民族國家。這些國家最初由部落酋長
進行統治,然後通過大英帝國的保護條約變成了世襲王朝。石油收入的使用權
和分配權由各國統治家族控制,強化了這些食利政權的專制主義性質。

     1986至1988年間發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和90年代的地緣政治氛圍,強烈地
影響了阿拉伯半島的君主國。它們決定適應本國青年所要求的變革。在這些國
家的人口中,25歲以下的青年平均占到了將近70%。20世紀90年代期間,阿拉
伯社會當時仍然完全由國家控制,但社會行動者逐漸增強了自主性。在這6個
所研究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和巴
林)中,極權主義政權被迫應對這種新的發展,儘管各自有它們自己的方式。

     在科威特戰爭之後,不管是在科威特還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對民主
化和治理透明度的要求越來越迫切。不過,在阿曼,這一要求並不是那麼迫切
。相比之下,在卡達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尤其是杜拜,新一代的王子們主動促
成了重大的變革。然而,除了這兩個國家之外,社會-人口的發展是最有效的
槓桿,迫使這些極權主義政權適應新的要求和繼續進行經濟自由化。

新社會契約談判的核心力量

     儘管當時仍然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社會行動菁英還是開始產生了影響。
其中的許多人來自中產階級:做為「食利者的子孫」,他們受益於豐厚的石油
收入再分配政策。他們是新社會契約談判中的核心力量。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
來,這些新社會契約開始在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卡達和杜拜發展起來。作為
這一地區政治發展的先鋒,從20世紀70年代(巴林)和80年代(科威特)起,
巴林和科威特的政權就已經開始接納來自中產階級的大學生菁英。

     阿拉伯半島大部分保守的王朝政權一直運用古典的統治形式。現在,這種
統治形式已經難以為繼。新的時期發生了流行的變革。將來,這些變革會對阿
拉伯半島君主政權的永久統治能力產生決定性的衝擊。在科威特戰爭之後的時
期,這些君主政權被迫採取結構調整的措施,既是為了應對強大的社會-人口
壓力,也是為了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前來投資。顯而易見,1987年石油價
格暴跌所產生的經濟危機,使這些政權在幾年後反思它們的運作模式。

     阿拉伯半島的這些政權都或多或少面臨著人口結構的約束,並且面臨著石
油儲備和政治凝聚力的變化。這些結構上的差異將影響到領導人的變革能力和
意願。放棄福利政策和人民已經習慣的國家援助,就意味著國家將不再是國民
工作崗位的主要雇主和就業機會創造者。國家正在鼓勵私人部門分擔以前由國
家獨自承受的負擔。

     在這6個國家中,這種轉型並不包含同樣水準的風險:轉型模式並非千篇一
律。然而,它們的統治者全都面臨著建立新社會企業的要求,尤其是要採用自
由化措施 ──例如私有化──來促使經濟的轉型。這意味著放棄那種被稱為
「喀菲拉」的資助人制度。直到本世紀頭10年初,這種制度阻止了外國公司完
全擁有阿拉伯半島國家的資產。

預計2010年實施共同貨幣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中並未獲得多少成功,但在經濟一體化方面卻取得了進展:
人員、財產所有權和共同投資機構實現了自由流動,並且預計從2010年起將實
行共同的貨幣。經濟組織的重組標誌著阿拉伯半島君主國的歷史進入了新的階
段,因為這種重組主要在於在沒有顛覆傳統聯盟的情況下與其它類型的聯盟簽
訂契約。

     這一過程在杜拜尤其突出。在那裡,新的酋長接過了父輩關於城市發展的
現代化構想。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相兼杜拜市長穆罕默德‧班馬克塔姆王子,
收編了當地在新加坡和美國培訓的技術官僚,成功地實施了他的城市—世界計
畫。這些技術官僚已經成為變革的主力以及杜拜發展模式的先頭部隊,他們現
在在新杜拜佔據了支配地位。此外,極權主義機制由新菁英中產生新的權力結
構,而那些新菁英則與領導的遠景規劃有關。這種極權主義機制也並非杜拜所
獨有。

     在這種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沙烏地阿拉伯的情況也是令人矚目的研究對象
,其政權目前正處在社會契約談判階段。1998年,在阿卜杜勒國王(當時任攝
政王)的領導下,這種社會契約談判開始進行,到911事件的時候重新獲得了
活力,儘管這種談判還處在過程加速的階段之中,而不是引發了全國社會契約
對話和重新談判機制。

公民社會於911事件後崛起

    2001年9月11日之後,公民社會崛起,反映了大多數國民的觀點。他們希望
在與本國領導人平起平坐的基礎上,討論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問題(安全、公
共支出或諸如青年失業這樣的社會問題)。阿拉伯半島地區的政權最關心這種
發展,美國也是如此,儘管出於不同的原因。事實上,對變革的渴望在阿拉伯
半島的所有國家並非同樣強烈,在政權和社會之間也不容易找到共同的新協定
談判參數。因為把這組國家說成是文化、經濟和政治上的歷史大合唱,已經不
符事實;雖然明顯的一致性掩蓋了複雜而又多樣化的經驗。

     因此,沙烏地阿拉伯王朝將更難以為新社會契約找到一種理想的解決辦法
,原因還在於數量龐大且分裂成對立派別的皇室家族,很難一致同意地進行決
策。目前,這是巴林、卡達、杜拜、阿曼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暫時面臨的一種
制約。2006年1月15日,科威特王公賈比爾去世。科威特議會驚人地廢黜了年老
多病的王公當然繼承人謝赫‧薩阿德,並且一致支持科威特政權的第三號人物
謝赫‧薩巴赫‧艾哈邁德,按照科威特憲法成為新的王公。

      專制主義的統治策略保留了舊的聯盟,並且按照法團主義策略進行統治。
這種統治策略將會逐漸讓位於協商和談判,以便把其它的社會群體(技術官僚
和工商企業主)納入到政權之中。在將來,這些其它的社會群體即使不會取代
舊的聯合菁英,也會與皇室家族共存下去。

來源: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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