Ｇ.Ｉ.Ｓ.Ｔ.

節譯／葉興台

法國總統薩柯奇主張刪減各種福利，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假設：現存的集體連帶責任（collective solidarity）機制會造成惰性，妨礙經濟發展，如果法國希望見到成長恢復和充分就業，不同形式社會保險所提供的保障──包括生病和失業津貼福利 ──就得降低，但要削減哪些津貼福利、削減多少，目前還不清楚。要在集體保障和個人風險、鼓勵經濟成長和集體財富之間達成平衡，對法國而言並非新鮮事，也 令很多不想變成福利國度的國家感到憂慮，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土魯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尚保羅‧阿薩姆（Jean-Paul Azam）認為：「缺乏社會安全，衝擊到很多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在開發中國家，與生病、失業和失能有關的風險非常高，迫使很多家庭或部落團體將全部精 神用於設法維護成員的生存。

移民海外是很多非洲社會為了求生存而發展的機制。尚保羅‧阿薩姆表示：「例如，在美國和歐洲可以看到索寧克人（Soninke），這些移民到美國和歐洲，可提供族人穩定的收入，如果部落的收成受到乾旱或蝗蟲危害，移民匯回的錢可以養活整個部落。」

但是什原因迫使這些移民將賺來的錢匯回部落？尚保羅‧阿薩表示：「他們需要baraka（一種恩典或福份），若族中大老拒絕給移民baraka，就等於是將他逐出部落。」

除了移民的協助外，個人之間的連帶責任也是團體生存的必要因素。父母叔伯必須捐出儲蓄，滿足家庭成員的需要；在非洲，捐出儲蓄的需求更為巨大，因為家庭成員不僅是家長和兩名小孩。

也許很奇怪，非洲和法國的福利國家傳統，至少有兩點共通處：一是，透過社會稅款，沒有人會發生意外；二是，在兩者的社會保險體系下，民眾對社會安全的需求無窮，甚至影響到經濟成長和財富的創造。

在非洲，很多人批評集體連帶責任造成的過度負荷。將錢匯回部落的移民會抱怨說，定期匯回的錢實際上會鼓勵族人的惰性。土魯斯大學研究教授艾曼紐‧奧瑞勒（Emmanuelle Auriol）表示：「經年未能收成，是確保移民持續把錢匯回來的方法。」

尚瑪麗‧巴蘭德（Jean-Marie Baland）、凱瑟琳‧吉金傑（Catherine Guirkinger）和夏洛特‧馬利（Charlotte Mali）為比利時納穆爾大學發展經濟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顯示，喀麥隆若干偏遠地區的農民刻意將存款從tontine（合作信用機構）中領出，以隱瞞親友 存款金額。

一名喀麥隆農夫告訴研究人員說：「當我借錢時，老婆和小孩認為我已經身無分文，我是刻意那麼做的。當有人跟我說他沒錢時，我會說我也愛莫能助，因為 我要付貸款。如果我借錢來付小孩學費，我兒子不會向我要錢買鞋，但如果我用存款付學費，他會開口要錢買東西。在利率升到13％下，假裝沒錢確實可以賺更 多。」

非洲社會團體要求個人之間重新分配財富的壓力之大，導致若干商人破產。定期匯回的錢實際上會鼓勵族人的惰性。土魯斯大學研究教授艾曼紐‧奧瑞勒引述 一名塞內加爾商人的例子，這名商人屈服於親人壓力，必須聘用所有家族成員，當他發現一名外甥侵占公款時，就開除了他，但家族成員立即群起而攻之。艾曼紐‧ 奧瑞勒表示：「這名商人的母親要去見他，還詛咒他，他被迫重新聘用外甥。」

為了避免自己破產，很多富有想像力的非洲商人設立了一堆名義上的公司，好矇騙上門要錢的親人，他們對親人說公司虧錢，瀕臨破產邊緣，最好能保護一兩家真正能賺錢的公司，一些聰明絕頂的商人甚至投資房地產，以逃避家族裡的寄生蟲。

一名存夠錢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近郊買平房的商人向家人解釋，若能幫忙維持這棟房子，將分一些租金給他們。有些商人則停止直接匯錢給家人，反而在村中小店開立帳戶，好追蹤家人的用錢狀況。

非洲人負擔和管理家族責任的方法，對他們的未來相當重要。米蘭波卡尼大學教授伊蓮娜‧費拉拉（Eliana La Ferrara）表示：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在了解非洲的社會組織之際，都著重在家庭結構，經濟學家也是那麼做，現在應該開始用經濟角度了解開發中國家的個 人、家庭和團體如何做決定，這個方法對於解決非洲貧窮問題，具有關鍵作用。

來自：POT